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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清

向海清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小说月报

向海清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小说月报

向海清▲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
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
文 | 杨绛
傅雷广交游。他的朋友如楼适夷、柯灵等同志,已经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在别人遗留的空白上添补几笔。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笔。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1961在上海江苏路宅院内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傅雷,朱梅馥夫妇在寓所花园(1964年)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戆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翻译罗曼罗兰“巨人三传”时期的傅雷(1934年2月)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锺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锺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锺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罗曼·罗兰复傅雷函墨迹(1934年6月13日)
我只看到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蹩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大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译传记五种》初版封面
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来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上世纪50年代,傅雷坐在家中的阳台上,身后的铁门就是其后他的自尽之处。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本文为《傅译传记五种》代序,图文摘自微信号:三联书情

傅雷的精神遗产
文│陈思和
我是属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并且亲身经历过让我们失去傅雷先生的那一个特别的时代。与我年龄相似的这一代人,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大约都知道傅雷先生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读过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我们读过许多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但往往记住了作家的名字而忘记了译者,可是我们都不会忘记傅雷,这个名字是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在中国所引起的感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当时代变化使更加年轻的一代人已经不流行阅读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时候,他们还是知道傅雷这个名字,他们是从一本非常流行的读物《傅雷家书》中认识了傅雷先生,那些不熟悉或者不喜欢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青年人,他们却不能不感动于《傅雷家书》里那些充满艺术灵动的修身养性的长者教诲。
我没有幸运见过傅雷先生,大概在我这个年龄以下的人都没有见过傅雷。但是我们这代人听到这个名字时,心灵都会震动。上海作家陈村在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死》,他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召唤了傅雷先生的亡灵,作家与亡灵进行艰难的对话,他用责问亡灵的形式来探讨傅雷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决绝地放弃他一生挚爱的艺术。小说里的亡灵始终沉默不语,但作家却由此感悟到:“先生善良但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得生的暗淡。”我今天又一次想到了这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们都是活着的人,但是正直而善良、崇高而坚强的傅雷先生的决绝选择,逼着我们所有的人每想起此都会陷于严肃反省:人生为什么会如此暗淡?
但毕竟还是有比这个答案更加积极的含义。首先,傅雷先生是一个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是充满了英雄主义的伟大信念,罗曼·罗兰认为:所谓英雄,并非是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心灵伟大的人。英雄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折磨,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者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生活为之戮害,内心为之破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思想,完全是针对了19世纪末的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而造成的物质膨胀而精神缺失的普遍现象。所以他在《贝多芬传》里用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喊:“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喊,是通过傅雷先生的流畅的译笔传入了中国,在中国青年中间同样引起了激动人心的回响。
应该指出的是,傅雷先生是一个对待人生非常严肃的人。他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作品来翻译,这个“译者选择论”保证了中国译者与西方作家之间的同构性和互补性。傅雷一生以翻译巴尔扎克闻名于译坛,但是他从巴尔扎克的一百多种《人间喜剧》里仅仅选择了十五部作品,推荐给中国的读者,其余的作品他都认为不合适介绍到中国来。尽管傅雷先生的这种选择论在当时和现在都引起过争议,但还是真诚地表达了一个翻译工作者的人生与艺术高度统一的责任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呼唤,理解为傅雷先生对中国青年人所发出的真诚的精神呼唤。罗曼·罗兰的声音也就是傅雷的声音。所以,当贝多芬、约翰·克里斯多夫等西方英雄深深激动了大批中国青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傅雷先生的神圣而庄严的工作,激动了大批的中国青年。而且这样一种崇尚伟大心灵的精神,也是傅雷先生严于律己的标准之一。我读傅雷先生给远在异国的儿子傅聪的信件里就有这样的话:“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变得伧俗不堪的。”对于艺术,他强调要有赤子之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我在今天之所以要引用那么长的一些话,因为我坚信,即使在今天的环境里,傅雷先生强调英雄的精神仍然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
其次,傅雷先生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建设与贡献是多方面的,虽然他是以翻译法国文学而著名,但是他的艺术修养和人格修养都是无与伦比的,多方面的。1928年傅雷到法国留学,主修的是美术史,拜访过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马蒂斯;研究过著名艺术家塞尚、罗丹、米开朗琪罗;后来他受罗曼·罗兰影响,对西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都有精深研究;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几乎涉及到全面的西方艺术门类,显示了译者多方面的修养;中年以后,傅雷有机会接触当代老画家黄宾虹先生的作品,非常喜欢,遂与画家结成忘年之交,对于黄宾虹的艺术作了极为精湛的解读。如果说,傅雷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当代文学艺术大师,我想是当之无愧的;更何况,傅雷先生还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对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局势、政治变动以及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似乎方方面面都努力去关心,去发言,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这方面做得不十分理想和圆满,但他确实是尽了力,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首先是完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然后才去培养各种各样的兴趣,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工作,这样,他才可能在从事每一样工作时都会认真地投入自己的生命信息,并且做出出色的成绩。所以,我想,称傅雷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不够全面,正如他教导他的儿子所说的:“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我们对傅雷先生的认识,应该是:“先为人,次为知识分子,再为艺术家,终为翻译家。”大写的人格,始终是傅雷先生做人立德的标志。
傅雷先生有非常宽阔的胸襟,他一生中遇到过两次大逆境,第一次是1939年到1945年间,他蛰居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与沦陷的上海,闭门不出,埋头译书,完成了《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巨著的翻译;第二次是1958年到1962年,他深居简出,逆境译书,在并无希望出版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大批巴尔扎克的作品以及丹纳《艺术哲学》翻译,迎来了他生命晚期的一个创造高峰。但这并不是说,傅雷先生是一个不问天下事,埋头于艺术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始终把艺术创造看作民族复兴大事业的人,即使在逆境来临的时候,他有了这样的大胸怀大志业,才会无所畏惧,从容不迫,仍然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联系在一起,履行自己的使命。他曾经用诗一样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河,莱因,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滔滔不绝的流水,流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把大家都带着,跟你一块到无边无岸的音响的海洋中去吧!”
在这诗的语言中,傅雷先生把音乐、世界、中国、欧洲、人和人心,都如同滔滔大海漫澜于天地,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人类文化的奇景,给人振奋与向上。我想,这应该是傅雷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的精神遗产。
本文为1998年作者为纪念傅雷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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